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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允关联交易防治关键-【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6 01:45:50 阅读: 来源:贺德克滤芯厂家

失允关联交易警示

面对养大的孩子被别人管的无奈局面,最值得黄光裕家族反思的,不是陈晓坐大,也非创业老臣“叛离”,更非国际资本无情,而是关联交易,更确切地说是非公允关联交易失控。黄光裕家族以百慕大设立离岸公司香港买壳的方式实现国美电器上市,通过反复多次的定向增发和回购股份,在取得丰厚的现金回报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绝对控股地位变为相对控股甚至失去控制权。不仅如此,香港证监会已经启动对于黄光裕家族2008年1—2月间典型的非公允关联交易——股份回购的调查,并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索赔16亿港元并冻结其相应的股份,只是因内地、香港两地司法程序协调上的问题而暂无结果。2010年8月4日黄光裕家族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动议后,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陈晓代表公司起诉黄光裕家族背信,其针对的也是上述非公允关联交易。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关联交易为当今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在国际贸易领域表现为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据称已经占据全球贸易总量的2/3以上。它是各个经济主体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提高综合效益的理性行为的结果,其本身无可厚非。与此同时,又因它极易产生一系列负的外部性,故成为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规范的对象。当然,规范的目的并非一味限制或者禁止关联交易,而是为了规制非公允关联交易。所谓非公允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对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侵害的交易。前述黄光裕家族利用控制国美电器的便利,低价定向增发,又高价回购股份套现,即是典型。

在国际贸易领域,主要有针对转移定价的税收规制;在企业日常经营领域,主要通过制定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征税依据评估进行规制;对于上市公司,也还有上市交易规则、独立董事对于关联交易专项决议以及信息披露规则规制。我国经过近年不断建立完善关联交易法律法规,特别是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引入禁止非公允关联交易规定,并明确界定了关联关系的范围,2007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则更为细致周详。可以说,在规范层面上,内地规制非公允关联交易的规则几乎不逊于境外,只是内地《公司法》中仅仅设置了违禁者损害赔偿责任一种救济方式,且并无香港证监会这样的监管机构向法院起诉的规则,再加上中华文化中耻于诉讼、中庸之道、注重关系的传统,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有的公司通过海外上市引入国际规则,教会国人学会公司游戏规则,甚至于像国美电器那样原来家族色彩异常浓厚的上市公司,进入非第一大股东控制的时代,使其失去随意利用关联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同时又可能给其他股东以及公司本身带来损害的机会,或许还是好事。国美电器股价当年受黄光裕羁押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暴跌甚至险些陷入崩盘,后“9.28”期间则稳步上升,全体股东均有获益。可见,市场的力量是防治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有效途径之一。

另一种解决模式

由国美控制权之争客观上导致国美电器非公允关联交易隐患的消除,联想到国内知名白酒上市公司五粮液解决非公允关联交易的不同途径。

五粮液是我国唯一与国酒茅台齐名的白酒品牌,当年还曾流行“气死茅台”的说法,但在1998年上市时,由于受上市额度的限制,原五粮液酒厂只能将其主要从事五粮液系列酒产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性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其他资产继续保留在由该厂分立出来的集团公司。因此,上市公司的运行客观上必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主要表现在酿酒的上游主辅材料包括酒瓶、包装材料等由集团公司其他子公司生产经营;下游酒类销售由集团公司的商品进出口公司经销;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宜宾市国资管理部门又将国有股托管给集团公司代管,而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又隶属于不同政府部门,考核体系标准不同,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冲突,股份公司每年均有十数亿元利润流入集团公司囊中,股份公司社会公众投资者深受其害。与国美电器不同的是,无论是五粮液头号功臣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国春,还是股份公司董事长唐桥,对形成上述关联交易格局均无主观过错,而任何改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也是五粮液关联交易长期无法解决的重要原因。最后,以2009年9月中国证监会对五粮液信息披露不实的立案调查为契机,经省市两级政府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该公司终于在同年年底前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整改方案》,彻底解决了非公允关联交易的痼疾,五粮液也随之走上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

当然,由于五粮液关联交易的复杂性,在上述《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整改方案》中,有的措施立即实施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则要到今年才能兑现,有的关联交易还要继续保留,只是须经过严格的程序保证其公允性并予以及时披露。

比较国美电器与五粮液非公允关联交易的防治途径,前者在相对宽松的英美法系公司法规范下,原来通过章程特别规定授予黄光裕家族控制的董事会以决定进行关联交易的权利,只是后来因黄光裕失去自由,致使其反受章程规则的严重威胁,为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中列入取消对于董事会一般授权的议题,并得到了其他多数股东的附和,体现了如上所述的市场力量。而五粮液所体现的则既非现行游戏规则的作用,也非其他股东的影响,而是政府在解决冲突利益中的作用。

成本决定路径

两个案例显示,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防治途径并非只有唯一解,而是可能有多种选择。我们如何从中得到一般性或者普适性的启示呢?问题可以提升到法律经济学层面加以解释。

用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路径进行探讨,非公允关联交易实际上涉及关联关系当事人与因其行为受到损害的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之间的权利冲突,要解决这样的冲突,当没有交易成本或者通过市场交易的总成本少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或者公司自治途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国美电器;否则,就有可能政府出面解决更好。究竟哪个、哪些途径更合适,则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综合各种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详细论证其成本收益比,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有关非公允关联交易的防治途径如此,一切冲突权利如何配置的命题亦同此理。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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